中医从宋朝以后，出现了可怕的分水岭。金朝出了个很有名的医家叫张元素，字洁古。在前朝脏腑理论（即五脏派理论）和经络学说发展的基础上，最后确立了归经理论。所谓归经理论，为每一味药物编一种分类法，叫做「归经」，就是「这一味药吃了会走心，这味药吃了会入脾，哪味药吃了会入肝……」，帮药物做这样的分类之后，用药，从五脏派的角度来讲，好像就很方便了。我心阳虚应该吃那几味药，心肝阴实应该吃那几味药，都帮你归类好了，就很方便。归经理论的临床意义:掌握归经，有助于提高用药的准确性，使临床用药更加合理。首先，指导医生根据疾病表现的病变所属脏腑经络而选择用药。如热证有肺热、肝热等不同，治肺热咳喘，即选归肺经而善清肺热的*芩、桑白皮等；治肝热或肝火证，即选归肝经而善肝火的龙胆草、夏枯草等。其次，指导医生根据脏腑经络病变的传变规律选择用药，不要根据脏腑经络之间的生理关系和疾病传变规律，选择归它经的药与之相配进行治疗。如咳嗽痰喘，治疗时就不能只选用归肺经的药，若为肝火犯肺所致，常以归肺经能清肺化痰的海蛤粉与归肝经能清热凉肝的表黛同用，使肝肺两清，咳喘早愈；若兼脾虚者，又当以归肺经的止咳化痰药与归脾经的健脾药同用，使痰消咳喘早愈。我们生活中经常看到的场景是:医生手搭在你的脉上，心里想着：「唔嗯……心脉有点儿火，加两钱*连；肝有点阴虚，加三钱白芍、五分牡丹皮；肾脉蛮弱的，加一钱熟地*；血分有些热，加三钱生地*；气分虚而有湿痰，加两钱参须、五分半夏、两钱苍朮……」把脉术都堪称稳健，一帖药二三十味运笔如飞就这样子开出来。以理论来讲，都对，合情合理！但到底功效多少因人而异。这是所谓时方派的操作思路。但，失去了更高指导原理的「归经理论」，却变成了张元素之后的中医世界的「主流」，以归经理论来研发的方剂，也就是在日本被称为「后世方」的「时方」。有一种观点认为这种在张元素之后被变成单纯化、平板化的中医医术，以一个历史的观察而言，它造成了中医的退化。经方派的医生怎么开方子呢？基本逻辑:方证相应说。方证相应说首见于《伤寒论》：“病皆与方相应者，乃服之。”药王孙思邈遵循张仲景这一原则，在《千金翼方》中对《伤寒论》采取了“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整理方法。宋代伤寒家朱肱对方证相应说作了更明确的阐述，他将方证简称为药证，认为药证者，药方前有证也，如某方治某病是也。并指出须是将病对药，将药合病，乃可服之。由于许多疾病的病因是不断变化的，如流感病*、冠状病*等都是变异的，古代医家也发现了这种特点，他们无法去抓变化不定的病原体，而是立足于人体，将其在疾病中的“所发”与相对应的药物结合起来，形成了许多方证，这就是古人处理复杂疾病的模式。徐灵胎总结出整个《伤寒论》的灵*：“盖方之治病有定，病之变迁无定，知其一定之治，随其病之千变万化而应用不爽。”这里的“方之治病有定”，就是方证相应。方证相应，是中医使用经方的原则，是中国原创的思维方式，也是中医学的优势与特色所在。因此，医生很多时候根据病患的一两个症状结合舌象的归类感觉，就能知道要用什么方子为基础方来治疗。再根据各种兼症情况，进行加减化裁处方。比如，*煌教授说，“有是证用是方，有是证用是药”，这也是我们用经方的原则。这个经验对我很有启发，后来我就专门在临床上观察，像胆石症、胆囊炎、胆汁反流性胃炎的患者，他们临床表现不一，有的是“烧心”，有的是腹胀，有的是吐酸水，但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心下按之满痛”，用大柴胡汤效果要比“吗丁啉”好得多，它就是一个天然的胃肠动力机，促进肠蠕动，把实邪积聚排出去病就好了。你看，经方使用起来是多么神奇，比那些只知道用时方给病人诊病的效率也高得多！大家知道，围棋小白和高手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定式的掌握程度。喜欢围棋的都知道，要下好围棋就得记一些诸如小目定式、高目定式、星定式、三三定式、大斜定式、目外定式等等，这些大的定式下面又详细分为尖、夹、压、托,飞等基本型，基本型后面有不同的变型等等。同理，中医经方和围棋定式有相似之处。都是各自领域几千年的智慧结晶，都是行之有效，屡验屡效的。为什么我们不去直接采用经方呢，而在现在临床诊断的仓促的几分钟，几十分钟偏要自己处方呢？能有经方治疗效果吗？显然是远不够的。决不是说时方都无用。好用的方子还是很多的。但是，显不出力道的方子，却也很多。也可以说，现在市面上的中医，大多数都是「时方派」。很多医生以归经理论开药自负，但是效果差强人意，这些时方派的医生陷入归经理论的狭隘层次中，看不到中医大系统的精髓。不明白辨证论治的尖端就是辨方证。（胡希恕语）
*煌教授说，中医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很多医生）变成了随心所欲，任意处方，而且是瞬间就可以开方。你就是活一百岁，做八十年医生临床，你的经验有几千年的中医经方丰富有效吗？这都是中医教育惹的祸，它给画了一个圈，放着祖国凝聚几千年智慧的中医经方不好好发掘继承，去鼓励医生任意处方，而不问治病救人效果几何？真是可悲可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