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药引经药性理论是历代医药学家遣方用药的经验总结，与归经理论同源发展，对中药临床的合理应用起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近年来，诸多学者纷纷致力于引经药性理论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以溯源寻根，固本求新为理念，以引经的理论起源和现代研究为主线，对引经理论的产生、构建与应用，以及近5年的研究进展进行归纳和总结，并对其加以解析，以期为引经药的规范化使用提供有益帮助，同时为中药引经作用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思路借鉴。
中药引经药性理论是以归经理论为基础，以临床治疗疾病的疗效为依据，经历代医药学家长期实践总结而成的一种特殊用药经验。随着后世对其不断发展、完善与验证，最终成为指导中医临床用药的重要理据。引经含义有二，一是引导其他药物进入所属的脏腑经络；二是引导其他药物到达疾病所在部位，即引经药物既归某经又可引导某药入其经，着重强调中药的引导作用。故而归经是引经的前提，引经源于归经，又区别于归经，引经理论是归经理论的发展与升华。本文通过查阅历代典籍与现代文献，对引经理论的起源、构建和现代研究进行归纳与解析，厘清引经理论的形成过程，为临床合理应用引经药提供一定指导，也为引经理论的现代研究提供思路启示。
1引经理论的溯本寻源
1.1“引经”的理论构建
中药引经之说由来已久，其滥觞于《*帝内经》。《素问?宣明五气篇》云：“五味所入，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咸入肾”[1]，其中“入”字具有明确的方向性或趋向性含义，表明中药所含5味具有一定的定位和定向性，可以选择性作用于机体脏腑，如白芍、乌梅、山茱萸皆味酸归肝经；*连、连翘、肉桂皆味苦归心经；甘草、*芪、大枣皆味甘归脾经；麻*、藿香、佩兰皆味辛归肺经；牡蛎、石决明、代赭石皆味咸归肾经等，故其虽为归经理论之阐述，却为引经理论之萌芽。《神农本草经》记载“菌桂，为诸药先聘通使”，提示了某些药物不但自身对脏腑经络具有选择性，还可以影响其他药物的作用趋势，文中虽未提及“引经”一词，但“通使”二字即已包含“引使”之意。由此可见，引经与归经均倾向于药物作用的定向性，但其最终作用还落实到定位上，因此中药的引经作用事实上是一种特殊的归经作用[2]。
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诸多著作对引经之说进行了论述，引经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魏晋陶弘景《名医别录》称白附子“主行药势”，桂“宣导百药”等[3]，刘宋雷斅《雷公炮炙论》谓“缘蛇性窜，即令引药至于有风疾处，因定号之为使”[4]，将中药引经与疾病治疗有机结合，可谓引经理论之先声。宋代寇宗奭在《本草衍义》中对张仲景八味丸中应用泽泻的原因进行了解释，谓之曰：“亦不过引接桂、附等归就肾经”，并在桑白皮项下提出“接螵蛸就肾经”[5]，明确将“引接”概念与脏腑经络和归经理论相结合，使得中药归经引经与脏腑经络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金元时期，大兴医事，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空前盛况[6]，引经理论在此时期得以确立。金?张洁古首次提出“引经报使”理论，并在其论著《医学启源》和《珍珠囊》中明确了十二经引经药，同时对引经药物进行了归类，指出引经药所属的引经部位，使得引经理论更加完善，对促进引经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张氏弟子李杲在此基础上，在其论著《珍珠囊补遗药性赋?手足三阳表里引经主治例》中分别增添了*柏、桔梗、*连为太阳、太阴、少阴经引经药，并提出用药应须“引经报使”的理念。王好古以《内经》的药理论述为依据，对张洁古的《珍珠囊》和李杲的《药类法象》《用药心法》中收载引经药物的数量和种类进行了修整与充实，并根据引经药物药性和适用范围的不同将引经药大体分为了两类，即十二经引经药和直接与病症相关的引经药，丰富了中药“引经理论”的内在含义，阐释了引经药与脏腑在疾病状态下专属的对应关系，深化了对引经药作用特点和运用方法的认知，为后世医家合理使用引经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明清时期，引经理论已逐渐趋于成熟，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珍珠囊》的内容进行了修补与扩展，提出“十二经各有引药，在脏在腹，在气在血，为火为热，亦有引矣”[7]，并列举出了十二经引经药，如青皮、柴胡引药入足少阳胆经，葱白、升麻、桔梗引药入手太阴肺经等，还将《内经》五味入五脏的理论应用于临床，提升了引经理论的实用性。清代吴塘在《医医病书》中单独设立“引经论”章节，曰：“药之有引经，如人之不识路径者用向导”[8]，充分阐释了引经药的引导作用。亦有医者提出“引经之药，剂中用为向导，则能引接众药，直入本经，用力寡而获效捷也”[9]。陈嘉谟《本草蒙荃?各经引使》中收集的各经引经药有58种之多，且其大多数为针对病症治疗的引经药。由此可见，引经药可以直接引导方中诸药进入所属脏腑经络或直达病所，从而发挥增强疗效的作用，这与后世提出的靶向用药和载体学说存在异曲同工之妙，证实了中药引经的重要性。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对中药的引经之性进行了进一步阐述，谓之曰“诸药不能透达之处，有肉桂引之，则莫不透达也”，还标明“牛膝原为补益之品，而善引气血下注，是以用药欲其下行者，恒以之为引经”[10]，故而古人有“无牛膝，不过膝”之说。可见古时医家便已能够灵活应用引经药的引经之性治疗机体不同部位的多种疾病。诸多言论的提出和验证为后续引经理论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至此，引经理论成为了中药药性理论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得出，中药“引经理论”的起源与发展是以归经理论为基础，以药物的疗效为依据，在中药药性理论和中医辨证施治方法的指导下形成的理论体系。
1.2“引经”的经方应用
引经理论是临床实践之所始，集历代医家之大成，故而古代医家极为重视中药的引经之性。方以药成，中药以性能为效用基础，而方剂则以病症为组方依据[11]。引经药如同方中“向导”引领药物到达疾病所在的脏腑经络，驱邪外出，纠正人体病理偏向，促使机体恢复正常。
医圣张仲景在其论著《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有许多方剂应用到了引经药物的配伍，如三物白散方使以桔梗为舟楫，引导巴豆驱逐胸中邪气，治疗痰阻于胸、呼吸困难等症；五苓散佐以桂枝宣通阳气，引诸药于肌表利水化湿。李杲《脾胃论》中清胃散治咽喉不清，齿龈肿痛等证，方中升麻散火解*，兼引诸药至阳明，共奏清胃凉血之功；补中益气汤柴胡、升麻为佐使，引胃中清气上升治脾胃气虚诸症；王清任《医林改错》中血府逐瘀汤主治胸中血瘀证，方中桔梗开宣肺气，载药上行；牛膝破瘀通经，引瘀血下行，二者合用引导诸药共奏活血调气之功。龙胆泻肝汤（《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柴胡苦寒泻火，兼引诸药入肝，泄肝胆实火，清肝经湿热，治胁痛口苦，耳聋耳肿等症。左金丸（《丹溪心法》）中吴茱萸引*连入肝，导热下行，使肝火得清，胃气得降，诸症得以消除。诸此方剂举不胜举。
引经药在中药复方中多以佐使形式出现，但部分引经药也可为方中主药，如桔梗汤（《伤寒论》）中桔梗为君，载甘草入肺，治肺痈咳嗽，咽喉肿痛等症；白虎汤（《伤寒论》）中石膏为君，引诸药入阳明，治气分热盛诸症；逍遥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柴胡疏肝解郁，兼引诸药入肝经，为方中君药，治月经不调、胸闷胁痛等症；*连阿胶汤（《伤寒论》）中*连、*芩泻心火，使心气下交于肾，治阴虚热盛、心烦不眠等症，柯琴曰“凡泻心必藉连、芩，而导引有阴阳之别”，这也突出体现了*连、*芩“引药入心”的药性理念。
2引经理论的现代研究
“引经”是历代医药学家对中药作用趋向及其功效属性的一种抽象概括，其实质可能是某一或某些活性成分对组织器官特殊的靶向性结果。前贤对于引经的理论论述已足够详细，但却缺乏阐明其科学内涵的实验依据。随着中医药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药引经理论的研究也受到广泛